二十三、牧羊终章
与此同时，我似乎永远处于寒冷之中。清晨的时侯我感到寒冷，午后时分我仍感到寒冷。最难熬的是夜晚，当黑暗笼罩时，那股无处可逃的寒气与湿气仿佛渗进我的血液和肌肉、骨骼乃至灵魂深处。也许，比起肉体的寒冷，心理上的孤独更加令人难以承受。
那时，我已经将近十五岁了。除了庄园管理员偶尔上来查看情况之外，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与任何人接触。夏天的时候，我每隔一两个月还能见到那位农夫，有时也会有家人来探望。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再也没有地方可去。
我浑身冰冷湿透，几乎已经撑不下去了。身上的皮疹也越来越严重，长期的孤独不断折磨着我的内心。我一次又一次想起那个党卫军踢我母亲的画面，抑郁情绪开始蔓延。
天气越来越糟，我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连脑子里的念头都变得愈发阴暗。刺骨的寒风卷土重来，仿佛永无逃脱之日。
更糟的是，游击队员枪杀了伯里——它是一只非常可爱的狗，也是两只当中最勇敢的一只。
就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走在一片森林空地上。伯里突然开始狂叫。我已经听见树林里传来树枝被踩断的声音，那声音在提醒我——游击队员就在附近。
我冲着伯里喊了一声“别动！”可它没有听我的话，反而追着那些人跑进了树林。我先听到它的叫声，紧接着是两声干脆的枪响，随后便是它凄惨的叫声。
要是我跟着冲进去，我也一定会被枪打死。
我带着博策回到了小屋，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我不停地想着，我那忠心的伯里会不会还活着，会不会只是受了伤，倒在森林里的某个角落？我很想出去找它——也许还能帮上它。
可我也清楚，只要踏进那片森林，天亮之前，我多半就活不成了。
我忠实的狗儿，伯里和博斯
天终于亮了，第一缕光线从山后照了过来。我立刻赶回到枪响的地方。那里已不见他的踪影。不管那些游击队员是谁，他们显然都很老练，行动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仿佛从未到过那里。我始终没有找到伯里。失去这只可怜的忠犬，我哭了很久。
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又在很晚的时候，带着博策走在一片林中的空地上。它突然听到动静，开始狂叫。紧接着，我看见两道枪口的闪光，博策随即倒了下去。我冲向它时它尚存气息，但头部中弹。它的眼睛还睁着，但我知道，它已经不行了。
几分钟后，它的眼睛慢慢合上了。“博策！博策！”我喊着，把它高贵的头抱在我怀里。它就这样死在了我的怀中。我为爱犬、为自己、为这愚蠢荒谬的世界哭得撕心裂肺——我竟生于这般世道。
我拿来一把铁锹，给它挖了一个坑当作坟墓。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土里。把坟填好后，我又从森林里折来一些树枝，在周围围了一圈，好让后来路过的人不会踩到它的安息之地。
我弯下身，在它的坟前为它祷告，那只是一个孩子般简单的祈祷。可怜的狗，它应该得到一点平安。我为他哭得心都碎了，我无比思念那两只爱犬。至今仍为它们哀伤。
多么美好的生灵啊！多么忠实的伙伴！在这污浊的世界里，它们曾是两盏正直的明灯。当我们被邪恶包围时，它们是善良、忠诚与互助精神的最后堡垒。这两只狗始终忠诚不渝，竭尽所能地履行着职责。如今它们已经不在了。
我的牧羊生涯也随之结束了。我长期缺乏睡眠，忍受酷寒侵袭，孤身流浪，几近冻死，险些溺亡，遭游击队恐吓，被雷电击中，腿部险遭截肢。这段凄惨经历中唯一的慰藉便是那两条狗——而如今它们也死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失去那两条狗，恰恰把战争的本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只需一道枪口的火光，你所爱的一切便瞬间消失，永不再来。没有任何逻辑可言，没有怜悯，也没有申辩的可能；刚刚还活着的生命，顷刻之间便归于死亡。这就是战争的真实面目。而那些去颂扬、粉饰、鼓动战争的人，实在令人厌恶。
失去那两位最亲密的伙伴之后，我已经再也无法继续那种牧羊人的生活了。毫无疑问，我这段所谓的“牧羊生涯”，最终只能以一种令人黯然神伤的结局收场。”
我草草地向那位农夫告别，心中并无太多留恋，随即转身下山，踏上返回父母农场的路——那是一段长达约16公里的行程。
* * *
母亲和家人一看到我回来，简直高兴坏了。和离开时相比，我长高了不少，但整个人却瘦得皮包骨。在母亲看来，我实在是瘦得令人心疼，于是她立刻做起了母亲最本能的事——把家里能拿出的最好食物都端出来，想方设法把我养回来。
兄弟姐妹们都急切地想听我讲当牧羊人的那段经历，我也同样想知道他们各自的近况。最让人欣慰的是，党卫军再也没有上门骚扰过我们家，虽然他们频繁的巡逻依旧像一片阴影，天天威胁着山谷里来之不易的安宁。
一些敢于冒险的人偷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用波兰语播出的广播，于是各种消息开始在民间流传：苏联正在东线取得胜利。德军正在有秩序地撤退，但这场撤退似乎永无止境。
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种可能——他们会一路后退，穿过上西里西亚，直到柏林。
不需要多高的智慧也能看出，那些“战斗到死”的宣传口号不过是在为即将到来的灾难铺垫——苏联入侵将引发新一轮恐惧与暴行的漩涡，更多陌生人将占领我们的土地。
不过，家里的消息也并非全是坏的。在我父亲回来之前，当地的一些德军国防军士兵注意到，我母亲只能独自一人撑起整个农场。他们本身也是农家子弟，深知小农场生活的艰辛，于是主动提出帮忙。他们这样做并不求任何回报，只是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事。
我们感激这些德国小伙子的善意。这也生动证明：纵使他们的政权腐朽可憎，德意志民族的血脉中仍流淌着文明的脉络。
老实说，母亲确实动心了。但她也明白接受帮助意味着危险。
我们一家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波兰身份，也守住了自身的尊严与立场。若是接受德国人的帮助，外人很可能会把我们视为“德国人”。
当时已经可以预见，用不了几个月，第三帝国就会彻底覆灭。此刻受援，日后极可能给我们一家带来可怕的后果。
母亲婉拒了这份善意，竭力维持生计。不幸的是，另一类德国人正让我们的生活举步维艰。在我上山躲避的那段时间，德国官员上门到农家征收粮食早已司空见惯。
他们按照一套所谓“严格的配给标准”行事：先告诉一家人，按他们的计算，这点口粮足够维持生存。可想而知，这样的“评估”与我们真实的饥饿程度毫不相符。剩下的粮食，则一律被征走，而且没有任何补偿。
等我回到家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人都知道，东线战场对德国来说是一场彻底的灾难。所有家庭都被要求捐出袜子、衣服，凡是能御寒的东西，都要送给前线的士兵。德军自己也面临着被饿死的危险。
因此，当那些官员再来征收物资时，他们已不再询问、也不再允许我们说明自家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他们只是能拿走什么就拿走什么。我的父母家里还有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而家中可用的食物，却在一周又一周地不断减少。
食物短缺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家里弥漫着前所未有的消极情绪。成长中的孩子总会感到饥饿，物资匮乏引发的饥肠辘辘，如今在餐桌上演变成争执。似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分得不够，而别人却吃得太饱。即便如此，我们仍会尽力把食物分给母亲。
“来吧，妈妈，”我们常这样说，“把这最后一个土豆留给你吃吧。”
她会微笑着回答：“别傻了，约瑟夫，我在你们之前已经吃过了，现在一点也不饿。”
可我们心里都清楚，她那天其实什么也没吃。正是这个事实，让餐桌上的争执一下子停了下来。我们学会了接受眼前这点微薄的食物，也重新学会了忍耐与体谅。于是，家里的和睦与安宁又回来了。
然而母亲已濒临崩溃边缘。她常常一声不响地走进田野，一去就是几个小时。这样的离开越来越频繁。等她回来时，脸上总是布满泪痕。
“妈妈，你哭过了，”我们这些孩子常常这样说。
“不不，是冷风吹出来的。我只是去田里看点东西。”
我们心知肚明。我们明白在她坚强的外表下，正被阿道夫·希特勒和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一点点压垮。我们这些孩子深知必须团结在她身边，尽我们所能去分担、去帮助她。
（未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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