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以身犯险
在柏林一座大型火车站工作期间，我的二哥鲁本（Ruben）见到数百名苏联战俘被关押在一个集中营内。苏联并未签署《日内瓦公约》，而该公约原本是用来规范对待战俘的基本原则的；纳粹高层便以此为借口，肆意虐待战俘。纳粹对所有反对他们的人向来残暴，而这些苏联战俘既无栖身之所，也无充足的食物，更谈不上基本的卫生条件。这是对人性的公然践踏。
鲁本知道车站里有个毛毯仓库，出于悲悯之心，他趁无人注意时偷偷“借”了两袋大毛毯，匆忙将毛毯运到集中营，从铁丝网缝隙里递给那些满怀感激的俄军士兵。绝望的战俘们恳求他再多给一些毛毯。他虽然深知自己正冒着巨大的风险，却仍然尽可能多地“借”来毛毯从围栏里递进去。最终他意识到自己是在挑战极限，便离开了这个“犯罪”现场。
几天后，一名便衣男子走向鲁本。“切斯拉尔先生？”
“是的。”
那人向鲁本出示了一枚圆形的身份章，上面赫然刻着“盖世太保（Gestapo）”的字样。
有人把他出卖了。
那个盖世太保给了他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立即被送往集中营当奴工——在那里，他的“平均存活期”只有四个月；要么——作为德意志民族——接受更诱人的提议——加入德国军队。后者显然是更明智的选择。
* * *
在这次不幸事件发生前，鲁本曾被派驻到柏林一家德国公司工作。这家公司从事的是为战争的重要项目服务。公司随后将他作为团队成员派往乌克兰，参与一项战争工程。任务完成后，他返回柏林，不久便被正式应征入伍，并被派往法国接受军事训练。
随后，鲁本获准回家休假十天，之后便被命令返回柏林，向他即将加入的师报到。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个师——和大多数部队一样——极有可能会被直接派往俄国前线。
最后的那个清晨，家中弥漫着如铅般沉重的气息。鲁本清洗熨烫了他的石灰色的军装，将皮靴擦得锃亮像镜子一样，他又仔细检查了自己的装备：防毒面具、步枪和刺刀。
我主动帮他擦拭刺刀。这是一件看似简单却致命的武器，专门被设计用来刺入另一个人的腹腔，将其开膛破肚。
我从皮鞘中抽出刀刃，刚开始擦拭，便如孩童般嚎啕大哭。我趴在冰冷的地面上，恳求上帝阻止鲁本按它原本的用途去使用它。我无法将俄国人视为敌人，只觉得这武器终将刺穿另一个年轻人的胸膛。这太可憎了。
邻居们前来与鲁本道别。众人试图保持乐观，却收效甚微。简单交谈了几句之后，屋子里便陷入了沉默。每个人心中都笼罩着阴郁。我们都明白，被派往东线的士兵往往意味着什么——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
数月前父亲从柏林劳改营获释返乡时，曾为儿子作最后祈祷，将他托付给全能的上帝。鲁本强忍泪水依次拥抱我的父母和家人，只说了一句：“再见了！我爱你们！”
他缓缓地沿着通往格伦布采车站（Glębce station）的道路走去，随后将返回柏林的部队，奔赴东线战场。其他父母的儿子们都未能归来，他也没有任何理由指望自己会有更好的结局。
他清楚现实，我们也同样清楚。命令就是命令，战争就是战争。“再见”就是永别。鲁本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家门，也让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送别。
从我们当时能得到的那点有限消息来看，在他的列车向东开去的时候，俄军已经越过了德涅斯特河（Dniester River），并进入了波兰东部。他很可能是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下了车，被直接送上前线，被命令不停地射击，直到子弹打光为止，接下来就只能使用刺刀。
就在那个时期，整支整支的部队被送往前线，却往往一去不返，仿佛凭空消失了一样。没有任何幸存者能够活着回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此后，便只剩下默默等待。我们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来信，也没有接到任何关于他阵亡的通知，或其他正式的官方消息——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因为连负责行政事务的人都没有幸存下来，根本没人能够上报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的哥哥就这样消失了，世上再也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告诉我们他经历了什么。但在他离开后的每一天，我们一家人从未间断为他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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