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深夜惊魂
“汪！”的一声狗叫，让我们的血液瞬间凝固。
这与那天晚上预示着寒冬将至的刺骨严寒无关。生活在希特勒所谓的“千年帝国”中，“福利”之一就是，我们被迫地拥有了第六感，像动物对危险的本能反应一样。任何异常动静，都可能意味着威胁、暴虐惩罚，甚至突如其来的死亡。
在那个可怕的夜晚，我们的第六感被彻底地唤醒了。狗通常不会只叫一声“汪”，但这次却只叫了一声。我们面面相觑，父亲、母亲、两个兄弟、三个姐妹和我——都在屋内，刚结束例行的预备日晚祷。
在我们农舍外传来一种声音，仿佛沉重的巨石正从山坡上滚落下来。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但心中却都盘旋着同一个疑问：这究竟是什么？那声音酷似雪崩，却不可能是雪崩。无论如何，我们都清楚一点——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包围房子！”黑暗中传来一个粗暴的吼声，“把房子围起来！”
一股强烈而沉重的震惊，瞬间抓住了我们。我们屏住呼吸，心跳如鼓。父亲瞬间将圣经和宗教书籍藏了起来，我的心脏狂跳不止，仿佛下一秒就要从胸腔里跳出来。
一支冲锋枪的枪托狠狠地砸在前门上，几乎把门从铰链上撞飞。不管他们是谁，都显然来不善。
父亲刚一开门，门扇就被粗暴地推到大敞四开，一名身着制服的军官闯了进来，紧随其后的，是一群端着武器、枪口对准我们的士兵。他们身穿那种灰绿色的党卫军（SS）制服——正是我们最厌恶、却又深深恐惧的装束。
一名党卫军士兵
突如其来的一阵寒风灌入屋内，煤油灯的火焰剧烈摇曳。在这闪烁如噩梦般的光影中，我们清楚地看见他军帽上那枚骷髅徽章。他是一名党卫军上级突击队副官，相当于中尉——集法官、陪审员和刽子手集于一身。就在那一刻，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性命还不如脚上那双自制的鹿皮鞋值钱。这个面容冷硬如斧削的人，手中握着我们的全家人的生死大权。可是，他为什么会来到我们的农舍？
客厅里挤满了党卫军士兵。其中一个人用机枪对准我们。我们蜷缩在房间中央，年幼的孩子们哭喊着依偎在父母怀里。
“所有人都到厨房去！”指挥官厉声喝道。
“妈妈，他们要对我们做什么？”家中一个年幼的孩子用波兰语问道。
“乖，别出声，孩子。”母亲低声说道。她知道，在这些狂热的党卫军面前说波兰语，轻则等同于承认自己“种族低等”，重则会被视为公然挑衅，其后果不言而喻。
那名党卫军士兵始终用枪口对准我们，仿佛只要一声令下，就能心安理得地把我们全部扫射成一堆扭曲的血肉碎片。
“你们刚才去哪儿了？”那名军官厉声质问父亲和我的哥哥约瑟夫（Józef）。
“我哪儿也没去。”父亲如实回答，声音因恐惧而微微发抖。
约瑟夫（Józef）也证实自己并没有出去过。
那名军官的脸上布满了仇恨,毫无人性的气息。他一拳狠狠地砸向我父亲的脸，将他打得踉跄着倒退到屋子的另一边。与此同时，一名党卫军士兵仍用冲锋枪指着我们，手指扣在扳机上，枪的保险显然已解除。只要上尉一声令下，我们全家都将立刻丧命。
“混蛋！撒谎！”那名军官朝父亲吼道，“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你将会被枪决！”
全家屏住呼吸，恐惧得浑身颤抖。母亲在母爱本能的驱使下，紧紧好抓住最小的两个孩子——耶日（Jerzy）和安娜（Anna）的手。我们的父母和年长的孩子不得不保持沉默。
“不准说话，让你的孩子不许哭，否则你知道会是什么下场，”那名军官厉声喝道。
我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我们。但只要党卫军的一支小分队说要杀你，那你实际上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也许他们真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要杀你，也许根本没有——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只是学术意义上的区别了。
“现在就是你们的末日！“那名党卫军上尉歇斯底里地尖叫道。“这就是你们的末日！你们的最后一刻！”那名军官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我们屏住呼吸，等待着那根手指扣下扳机，等待着枪口中喷出火光，子弹呼啸而出，将我们全部杀死。
“把整个房子给我彻底搜一遍，外面的谷仓也要搜查。我要知道，这里是否藏有任何一丝一毫可疑的物品。”
士兵们在我们家里四处搜查，拉开每一个抽屉，把里面的东西统统倒在地上；他们撬起地板，检查每一个罐子。却并没有告诉我们在找什么。在那样的情形下，任何试图与他们说话的举动，都只是为自己多开辟一条通往死亡的道路。
万幸的是，他们没有发现父亲迅速而巧妙地藏起来的《圣经》和宗教书籍。
一名党卫军士兵从外面进来，报告说：“谷仓里有人睡过，上尉先生。”那显然指的游击队员，或者用德国人的说法，是“土匪”——试图破坏帝国的秩序。我祈祷父亲不要出卖他们。
他们押着父亲去谷仓逼问详情。“只有我儿子在这里睡过。”父亲解释说，“这一带丢了很多羊，约瑟夫（Józef）一直睡在这里，是为了把偷羊的人吓跑。”
军官似乎不信——但至少他没有再喊“撒谎！”或打我父亲的脸。他回到屋里，孩子们又开始哭了起来。
“如果你们不立即让这些小崽子闭嘴，我现在就把他们通通毙掉！”军官吼道，“要是我失去耐心，你们全都得死！”
我们等待着冲锋枪扫射的轰鸣声。我们从未经历过如此可怕的噩梦，心中充满了恐惧，我们觉得死亡随时可能在接下来的几秒钟内降临。
奇怪的是，这些士兵看起来都在四十岁左右，也许他们自己也有孩子，因此在对别人的孩子下手时，内心尚存一丝迟疑。
我们的呼吸变得急促，感官被提升到一种异常敏锐的程度：在摇曳的灯光下，那灰绿色的党卫军制服；机枪上黑亮而阴森的弹匣；还有依旧敞开的房门，寒风正从外面灌进来。
再过十秒钟，我们可能就全都死了。党卫军会叫来邻居把我们埋掉，邻居们则会拿走我们所有还能用得上的东西——工具、牲畜和粮食。西斯拉尔一家将从此不复存在。
我们等待着那道最后的开火命令。
就在这时，一条德国牧羊犬猛地冲进屋内，显然痛苦不堪。它前爪下方有一道深深的伤口，鲜血大量涌出，嘴里发出可怜的嚎叫。
“外面有人！”军官大声吼道，“追上去！”
党卫军小队踩着钉子鞋哐当哐当地冲出屋外。我们这才明白，先前冰冻地面传来的滚石声，正是这些靴子踩踏的声音。
在月光下，我们看着他们在我们的农场上分散开，人数大约有二十人。我们这才明白，这是一支党卫军游击队作战分队，正在紧追一群游击队员。他们一直在尾随那些游击队员，而游击队员最终把他们引到了我们的农场。
整个恐怖的事件，和我们的信仰毫无关系——我们只是恰好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这支党卫军部队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没有一句道歉，也没有丝毫对我们刚才受的惊吓给予关心。但只要在与党卫军的遭遇中还活着，你就已经算是幸运了。
屋内的紧张气氛逐渐消散。全家人都沉默不语，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父亲将门反锁。
几分钟后，父母向上帝献上感恩祷告，感谢我们安然度过这场劫难。当我们上床时，孩子们却辗转难眠。整夜似乎都在思索和谈论这件事。
游击队员侥幸逃脱，我们一家也同样得以保全。如果党卫军抓住了他们，在酷刑下，他们必然会供出我们家曾经帮助过他们。即便我们只是知道他们藏身于此，党卫队也极有可能为了杀一儆百，当场将我们处决。
我们从未真正弄清那些游击队员的身份。有些可能来自伦敦锡科尔斯基将军（General Sikorski）领导下的武装斗争联盟（Związek Walki Zbrojnej），参与对纳粹的战争行动，包括情报收集和破坏活动。其他游击队则可能是四处抢劫的盗匪，或者是躲避兵役的人。还有很多只是为了生存而逃亡的劫匪，他们会偷取食物，并对附近的农户家庭造成困扰。
部分游击队员还从事宣传活动，如散发地下报纸和海报。这或许正是党卫军士兵搜查我们房屋的原因，一张传单就足以让我们当场丧命。
在那次可怕经历的几天后，游击队员出现了。他们确实很幸运：其中两人藏在山坡上的沟壑里，党卫军在黑暗中没能发现他们；另外两人则向对面的山谷逃去，被党卫军小队的猎犬追赶。其中一人曾试图用刺刀将猎犬刺死，但它侥幸生还，并回到了主人身边——对此我们心存极大的感激！游击队员告诉我们，这条狗是经过训练的，一旦发现目标，就会只叫一声。
党卫军并未就我们这次几乎丧命的经历道歉，游击队同样也没有。在他们眼中，我们不过是无足轻重的附带损害。他人的生命是“廉价”的，不值一提，更不值得关注。
游击队很快便离开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那伙人，也再没有见过追捕他们的那支党卫军部队。
(未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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