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校园之痛
德军占领前后，有一件事始终如一，那就是宗教上的敌对情绪从未消退，尤其在学校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最大的冲突点是，我拒绝在星期六早晨到校上课。
老师利波夫钦（Lipowczan）先生常常把我单独叫出来，刻意针对我。
“西斯拉尔！（Cieslar）”他用那套熟练的、恶毒而威吓的腔调吼道，“为何周六不上学？”
“安息日我去教堂了，老师。”
“到我桌前来，小鬼！”同学们在我身后窃笑，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我刚走到他的办公桌前，他就揪住我的肩膀，把我按在桌子上，用一根专门为此准备的粗木棍抽打我的背部和臀部。如果木棍不在手边，有时他就会直接用手打我。
我怀疑他其实很享受这种施虐过程。如果我哭喊，只会招致更严厉的惩罚——被迫面壁跪着，背对全班。这时老师便会用巧妙含蓄的言辞煽动其他同学嘲弄我。
回家后我向父母展示身上的淤青与伤痕。他们总是说：“孩子们，为耶稣之名受苦是莫大的荣耀与恩典。”
既然这种毒打几乎在每个周一早晨都成为常态，我只能认为自己获得了巨大的荣耀与无尽的祝福。但当时年仅十岁的我（1939年），我尚未完全领悟为基督受苦的殊荣。
其他孩子给我起了各种外号。他们常称我为“狂热分子”——这显然是从他们父母那里学来的。
又因为我守星期六为圣日，并且不吃猪肉、不喝酒，所以他们还辱骂我们是“肮脏的犹太人”。
更奇怪的称呼还有“安息日徒”和“猫”——骂完还会学猫叫。
这种事频频发生，我也不知道这些称呼究竟从何而来，但这种情况发生得相当频繁。
班上有个女孩子，对学校里的复临信徒孩子表现出极端的仇恨，态度极其无礼。她常常用最下流、最污秽的言语辱骂我们，有时甚至朝我和我的姐妹们吐口水。
学校里的恶霸们也常常把矛头对准班里唯一的犹太女孩洛娜（Lona），而她的处境要更加悲惨。“是你们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在各种辱骂中，他们这样指责她。
我从未听见有老师公开发表反犹的言论。那时的老师几乎全是德国人，其中不少人是不允许学生去欺负可怜的洛娜的。但也有一些老师，纵容甚至默许这种行为，这将成为他们永远的羞耻。
我喜欢洛娜，常主动与她交谈以缓和恶劣的氛围。有时我会站出来替她说话，劝同学们放过她。虽然我们并不是很亲密的朋友，我仍会问她周末过得如何，或是和家人做了些什么。身为女学生，她不必在衣服上佩戴黄色大卫之星，这算是小小的宽慰。
在纳粹统治下第三帝国，你能抓住的任何的微小恩典，都值得珍惜。这样的恩典，其实并不多。
* * *
某个周一的清晨，校园里的嬉闹差点酿成了致命的后果。那年冬天是东欧有史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之一。听大人说维斯瓦河畔的温度低至零下42摄氏度（约零下44华氏度）。因天气严寒，校方组织妇女在教学楼入口为我们提供热饮。排队时，事态开始恶化。
我身后有两个男孩又开始了那套老掉牙的辱骂，什么“守安息日的猫”“小犹太佬”之类的话都冒了出来，还夹杂着极其下流的咒骂。平时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都会选择无视。
父母早就教导过我们该如何应对：不还嘴、不还手，而是为基督的真理忍受苦难。历世历代，许多基督徒都曾受过苦，我们能为基督受苦，也是我们的特权。我觉得自己当时完全掌控了局面。这一天也和往常一样，看似就这么过去了。我领到了热饮，对身后的那群无赖充耳不闻。
然而，父母的教导存在漏洞，而那些欺负我的人却像盖世太保审讯官一样敏锐地发现了破绽。当我排队时，他们会将大头针或针头刺进我后颈。每当我转身，每个男孩都会说：“不是我干的！”，或说“我没做这事儿！”当我转向正前方时，针尖的刺痛再度袭来，我痛苦地缩了缩身子。
这让我彻底偏离了父母教导的应对之道。他们只教过我如何忍受辱骂和被叫外号，却从未教过我该怎样面对被别人用别针或针头甚至尖物反复刺扎所带来的折磨与压力。
“看在老天的份上，你们能不能住手！”我忍不住喊道。
身后男孩们顿时哄堂大笑，紧接着一根尖刺猛地扎进我的脖子，痛得我惨叫出声。这一次，那男孩没能来得及把手缩回去，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是谁干的。
“是你干的！”我低声怒吼。
怒火瞬间在我心中翻涌，我把父母所有的教导都抛到脑后，一拳打在他的脸上。拳头击中的那一刻，我清楚地感觉到他的鼻子在我手下塌了下去，心里竟生出一丝报复得逞的快感。
他踉跄着向后退去，双手捂住脸颊痛苦呻吟。报复的快感让我暗自得意——这小子再不敢惹我了！然而我很快发现自己大错特错。
男孩鼻血喷涌，开始尖叫着指控我袭击他。其他人也跟着喊：“是守安息日的那个同学干的！是那个守安息日的干的！”
那男孩声嘶力竭地哭喊，说他这个“可怜又无辜的孩子”竟然被这个可怕的野蛮的复临信徒袭击了！这时，他满脸是血，周围的人纷纷围拢过来，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用余光瞥见了我的双胞胎姐妹——玛丽亚（Maria）和玛尔塔（Marta），随后，她们便消失在那片迅速形成的混乱漩涡之中。就在片刻之前，那里还只是两列井然有序、听话排队的孩子。
更糟糕的是，老师利波夫钦先生出现了，而且很明显，他一点也不觉得好笑。我能从他眼中看到赤裸裸的仇恨。此刻，在他看来，他终于得到了想要的全部“证据”——这些复临信徒的狂热分子就是危险的畜生。
现在，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放纵自己所有的偏见；现在，他可以尽情地打我，狠狠地打我，而且还会从中获得快感。
我转身就跑——现场一片混乱，根本没有人来拦我。冲出校门，迎面冲进那刺骨的严寒中，几乎就像一头撞上了砖墙，冷得致命。我穿着毡靴，在校园外奔跑时，脚下的积雪发出咯吱作响的声音。雪仍在轻轻地下着，把所有的脚印都一点点抹去，甚至连几分钟前留下的痕迹也不复存在。
路上几乎没有车辆，街上也只有零星几个行人，想必都是有急事在身。若非必要，谁会在这等天气里外出？这条平日里挤满行人、马匹甚至偶尔有汽车经过的街道，此刻却死寂一片。
我大约跑出了100米，身后听不到任何脚步声，便气喘吁吁地停下来，转身张望。没有追喊声，没有那个残忍的利波夫钦先生，也没有孩子再追上来继续迫害我。
我松了口气，这也意味着没人蠢到冒着严寒追捕我——太危险了！
我开始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回到学校，无异于自寻死路；要是直接回家，父母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这么早就回来了，那就太难堪了。于是我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在路上来回快步走动，让自己保持体温，等到平时放学的时间再回家。之后，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从学校冲出来时身体还算暖和，但这股暖意很快消失了。先前那丝微寒被前所未有的冰冷取代——它刺骨、侵入、无情。双脚逐渐失去知觉，我发现深埋在口袋里的双手也开始发麻，耳朵同样如此。
我的呼吸如维斯瓦河畔铁轨上呜咽的老式蒸汽机车般凝成白雾。渐渐地，我的思维也开始麻木。当时我并不知晓，整个心血管系统正在极寒环境中殊死搏斗，即将停止运转。
我不得不把头上的雪、肩膀上的雪，还有衣服两侧的积雪都抖落下来，我自己大概看起来就像个雪人。
这时，漫天飞舞的雪花已经开始影响我的视线。即便在避风处，眼前仍似有飞舞的雪片。闭上双眼，那些旋舞的雪花却依然清晰可见。这景象令我感到诡异，但想来也无须担忧。
仿佛已经走了漫长的一个世纪，终于，放学的时间临近了，我也可以动身回家了。雪依旧不停地下着，我开始艰难地朝我们家的农场走去。
远远地，我看见一个人影低着头，在风雪中艰难前行，等长走近时，我才发现，他也像个“雪人”一样，浑身上下都覆满了雪。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此刻的模样想必也如此狼狈，这念头竟让我觉得滑稽可笑。
随后，我认出了那熟悉的步伐——是父亲，正朝相反的方向走去。我朝他露出笑容，正准备开口打招呼，却发现他的神情异常严肃。他越走越近。我心里不禁一惊：难道他已经听说了学校里发生的事？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完全措手不及。他一句话也没说，抬手就给了我一记耳光，震得我头上的积雪纷纷落下。我瞬间明白过来：一定是我的姐妹们先回了家，把事情告诉了他。
“我从未教过你这样做事！你为何要这么做？”他或许还揪住了我的胳膊，但我毫无知觉——四肢的知觉正逐渐消失。
我失去了平衡，跌倒在雪地里。正当我试图站起来时，他又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你在学校里犯下了可怕的错误！”他低声咆哮道，“这可不是我对你的期望！”
他转身离去，消失在那个可怕下午渐浓的暮色中。
我陷入绝望。其他孩子都与我为敌。老师对我恨之入骨。我深爱的父亲竟也站在我对立的一边。
在这寒风刺骨的暮色中，我孤身一人在风雪中，感到无比凄凉。与父亲的冲突让我心如刀绞，但那些耳光倒没那么疼——或许是冻得麻木了。然而事态远比我想象的更糟。
我怀着深深的自怜朝家走去，但首先要面对的，是与严寒中的风雪搏斗。积雪越来越深，我意识到，如果不尽快回家，很可能会被困在雪中。
我竭力加快脚步，可就在这时，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反应已不如从前，动作变得迟缓而笨重。我低下头，迎着风雪前行。至于回到家会发生什么，我已经不在乎了；就算再惹上麻烦，也无所谓了。这样反而让我觉得轻松——我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仿佛从一切感觉中被“解放”了。我记得自己曾经害怕、孤独而绝望，可此刻却不再如此。我甚至想不起，当初为什么会感到害怕。
我对一切都已经毫不在意。接着，有人用双臂把我抱了起来。那会不会是一位前来照看我的天使呢？我想，我当时笑了。所有的一切，都仿佛变得遥远而模糊。
有人用皮大衣裹住我。这不合常理，因我根本没有皮大衣。不管正在发生什么，一切都显得遥远而不真实。
我不再感到寒冷，好像有一位天使，或是某个什么人，在抱着我前行。那种感觉令人陶醉，我仿佛在天使的怀抱中飞翔。
随后，我们到了我家门口。我这才意识到，那并不是什么天使。幸好，我的舅舅安杰伊（Andrzej）发现了从大路分岔出去的脚印，觉得有必要看看是不是有人遇到了危险。他找到了我，并把我裹进了他那件厚重的皮大衣里。若不是他，我早已被冻死了。
* * *
但眼下最紧迫的问题，是我已经被他带回了家。我的思绪开始变得恍惚，但我还是听见他对玛丽亚（Maria）说：“玛丽亚，这很重要，照顾好他，否则他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说完，我的舅舅便离开了。
母亲和姐妹们用雪反复搓揉我的双脚、双手和耳朵，试图刺激血液循环，防止冻伤。当血液重新流动、循环恢复时，我亲身体验了人体机能的奇妙运作。
首先，血液开始重新流向我手脚和耳朵这些末梢部位。接着，那些已经缺血好几个小时的地方，感觉一点点恢复了。
随着知觉的回归，先是出现了一阵钝痛；随后，钝痛变成了刺痛；刺痛又迅速升级为撕裂般、灼热而尖锐的剧痛——而那撕心裂肺的喊叫声，正是从我口中发出来的。
我脚底出现的黑色斑块表明已经发生了冻伤。所幸，这些黑斑只出现在脚掌前部，并没有蔓延到脚趾。如果脚趾也被冻伤，坏死就会随之发生，那样的话，我要么当晚就会失去脚趾，要么就在几天后于剧痛中死去。
那种疼痛令人难以承受。我想，母亲和姐妹们当时一定非常担心，但我对她们几乎没有任何记忆。我唯一能记得的，只有那剧烈的疼痛，以及大脑难以集中注意力的感觉。
数小时后，我换上了干衣服，享受着家中温暖。血液循环逐渐恢复正常。我感觉到了温暖，几乎恢复如常——唯独站立时血液回流脚部，便会引发撕心裂肺的剧痛。双脚严重肿胀，呈现出由青、黑、褐交织的不健康暗色。
母亲走过来，在我身旁坐下，神情显然十分忧虑。“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她问道。姐妹们已经把早晨发生的一切，包括那个“针刺帮”的事，全都告诉了父母。
她接着说：“作为一个复临信徒的孩子，你所做的事，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
从母亲脸上读到的失望，比冻伤带来的疼痛更让我难以承受。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完全错了。我把事情的经过，如实地向她解释了一遍。我本无意伤害任何人，是他们一再这样做，而且真的很疼；最终在愤怒中反击。
母亲和姐妹们似乎都理解了我。她们扶我上床——这并不容易，因为我走路已经十分吃力。几乎在几秒钟之内，我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少个小时，我醒来时发现父亲正坐在床边。母亲已经把事情对他说过了。
“儿子，我能原谅你所做的事，”父亲用充满爱意与温柔的语气说，“但请你原谅我刚才打你，我本该先弄清事情真相。”
“当然，我原谅你，爸爸，”我回答道。
能与父亲重新和好，实在太美好了。我本可以原谅他所做的一切，他也知道这一点。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也原谅了我——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然而次日清晨，我将不得不面对令人畏惧的利波夫钦先生，——这场重逢注定不会愉快。
他一走进教室，就带着恶意问道：“西斯拉在吗？”
“在，老师。”我回答道。
那几个最令人作呕的男孩咯咯地笑了起来。
“给我出来！”他吼道。
他把我按倒在办公桌上，脸朝下。他拿起藤条抽打我，直到我痛得尖叫。然后他让我站起来，伸出冻伤的手。藤条一次次抽打在我的手上。
“再敢打同学，惩罚会更重。明白吗？”
我抽泣着回答说我明白了。把这件事告诉父母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来学校，与这个无知而残忍的男人理论，同样毫无用处。在他眼里，复临信徒就是任人欺凌的对象，而利波夫钦先生不过是在尽情享受他那一份“乐趣”而已。
* * *
回首往事，我倒不至于太过自怜。不久后教室外突然骚动起来，一名警察和一名便衣男子站在门外，他们叫来了我们的老师。
老师回到教室里，走到洛娜面前，低声对她说：“洛娜，你必须跟这两位先生走。”
班里大多数波兰籍同学，都对她这样被草率带走感到震惊；而那些德国同学却显得漠不关心。我们这些复临信徒却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消息渠道，我们已经听说，驱逐和遣送正在开始。那时，没有人知道被带走的人将被送往何处，但我们清楚一点：从来没有人回来过。
课间休息时，我们班里有几个同学跑上不远处的小山坡，直奔火车站。我们知道，被遣送的人就是从那里被带走的。
我们看见洛娜正与其他犹太人——包括她的父母——在站台上等候。火车噗噗地驶入站台，一名官员示意犹太人登上指定车厢，随后列车便开走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任何消息。
老师们试图解释说，犹太人一直在“扰乱”德国人，因此他们被带到一个特殊的地方。老师们试图让我们相信，带走她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被警告不要对此事多嘴。很可能老师们和我们一样，根本不知道她被带到了哪里。
就像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一样，我们常常觉得大人的做法令人费解。我们实在想不明白，洛娜怎么可能“打扰”了德国人；恰恰相反，一直在打扰她的，分明是那些德国孩子。
洛娜是个安静、善良的女孩，在我们看来她只想专心学习。更让我们困惑的是：若带走她是正当行为，为何又要求我们守口如瓶？成人的世界确实充满谜团。
然而在1941年，洛娜很可能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最终死于毒气室。这是大多数被送往该营地者的命运。另一种可能是她被遣送至奴工营——劳作直至死亡。
整个学年末，她空荡的课桌无声诉说着纳粹政权的本质。
在随后的许多天里，每当独处安静之时，我都会为她流泪。我真的非常想念她。她的消失令人心碎，七十载光阴荏苒，这份痛楚依然鲜活。她被剥夺了成长的权利，未能享受完整的人生。她永远无法体会为人母、为人祖母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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