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阴云笼罩
尽管1939年9月3日的宣战标志着二战爆发，但我们仍在农场维持着日常的劳作。然而，这种平静注定不会持久。
[译者按：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9月1日爆发，当时德国入侵波兰，引发战争。随后，1939年9月3日，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正式卷入战争。]
入侵后的几天内，德国马克取代了波兰兹罗提，我们的波兰纸币也被印有希特勒头像的纸币取代。波兰的铁路系统改为德意志帝国铁路。街头巡逻的警察变成了身着皮衣、头戴奇特头盔的德国秩序警察。
我们还迎来了党卫军（SS）有身着灰绿色制服的普通党卫军，还有一些党卫军穿着阴森的黑色制服。还有党卫军情报部门——安全局（简称SD），这是党卫军的情报机关，他们的左臂袖口有一个菱形徽章，上面印着“SD”字样，以此为标志。
我从未见过党卫军的人展露笑容。如果你在街上遇到他们，必须得向他们行一个标准的“希特勒万岁”致敬礼。与普通警察不同，他们不受任何规章制度的约束。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为所欲为——而且他们希望你明白这一点。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看似具有人性特征的党卫军。你从他们的眼神就能看出来。只要瞥见党卫军的标志——军帽上的银色骷髅头，或领口上的“SS”字母，——只要有可能，人们都会绕开他们走另一条路。
除此之外，还有穿着便衣盖世太保（Gestapo），专门负责调查涉嫌政治犯罪或与犹太人有关的事务。面对新的警察力量，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们曾天真地以为，只要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事，就不需要害怕。但后来我们才明白，你是否应当感到恐惧，乃是由他们来决定的。
你是否清白并不重要。他们的职责是判断你是否可能有罪，然后殴打你、送你去集中营，或是杀掉你。即便党卫军对你施暴或是做出其他令人不快的事，那都不算犯罪——完全合法。
不愉快的行径，都绝非犯罪而是合法。即便你最终被宣告无罪，他们所做的一切也都理所当然——在他们的眼中，你本就该有罪。
波兰的警察在德军到来之前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没有离开的人，被党卫军（SS）抓起来带走。似乎镇上凡带有波兰民族主义、左翼政治倾向或是在镇上担任要职的人都被带走了，我的敊萨尔博特叔叔也不例外。
我们曾好奇，德国人是如何这么快就锁定所有这些人的。后来才知道，德国人在抵达前，已经掌握了一份需要逮捕之人的名单。至于这些人被带到了哪里，有很多猜测，但没有人知道真相。
还有些人以其他方式消失。有些人去了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对多数人而言，这无异于判了死刑。另一些人则逃往他处。
山间有家小咖啡馆——据私下传言——是通往匈牙利的避难所。它距我们农场不远，仍对游客开放。但我们从不公开谈论这些事。此类谈话可能让咖啡馆老板全家都面临死亡判决。邻居家的儿子阿道夫·皮尔赫突然失踪了。传言说他朝那个方向去了：但是否属实，无人知晓。
社区里还有人被送往总督府辖区——位于波兰中部的纳粹奴隶区。许多被遣送者再未归来。但我们很早就懂得，有些事不宜多问。
维克尔镇（Weichsel）的广场——被称为兹德罗约维（Zdrojowy）广场——悬挂着黑、白、红三色的纳粹旗帜。德国当局在广场四周的高处安装了扩音喇叭，让镇上居民全天候聆听关于德国如何强大成功的宣传。这些声音整日嘶吼着，店主们想必都快疯了。广播间隙还穿插着激昂的德国进行曲和军歌。
与此同时，纳粹德国对波兰人、波兰及波兰文化的蔑视从一开始便昭然若揭。肖邦、帕德雷夫斯基等波兰音乐家的作品被全面禁止。波兰虽拥有悠久的散文与诗歌创作传统，但这些作家的著作却突然变得无处可寻。
波兰广播彻底瘫痪。曾经播放新闻、音乐和天气预报的频道，此刻一片死寂。我们确实认识几位拥有收音机的富人——那台“人民收音机”的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的一周的薪水——他们用来收听外国电台，比如BBC波兰语频道或自由欧洲电台。在当时，此举等同于签下了死亡判决书。但我们知道有人藏着收音机，他们会躲在卧室被褥下、壁橱里或地窖里偷听禁播电台。他们秘密地传递着战争进展的细节。报纸毫无价值——因为完全受纳粹控制，阅读毫无意义。
新政权的宣传无孔不入。海报上大肆宣扬崭新辉煌时代的降临，以及德国必胜。右手僵直地向前方高举——行“希特勒万岁”的纳粹礼成为强制要求。许多人自豪地频频举手行礼，拒绝者则可能在凌晨四点被带走。少数人归来，多数人则再无音讯。
很快，我们便置身于“街区长”的“关怀”之下——这位社区监督员负责我们的政治审查。这个在纳粹等级制度中最底层的角色，其职责在于确保所有人服从并效忠纳粹政权；确保每个人无论言行，都必须高呼“希特勒万岁”；同时确保没有人从事国家社会主义政权所禁止的行为。
我们对“街区长”一职有两点怀疑，后来都得到了证实。其一，他为每个邻居都建立了档案；其二，他与盖世太保和安全局有联系。区长很快成为关键人物。若想购买房产或申请行政部门的职位，就需要他来签字，证明你不是犹太人。当警察或盖世太保来调查时，与他保持良好关系总是有益无害。
我们很幸运，我们的街区长是波洛克（Polok）先生。尽管他为纳粹效力，但本质上是个正直人，以行事公正著称。若他愿意，完全可以让我们瞬间消失——因为我们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并且对高呼“希特勒万岁”不够热情，或者说根本不喊。
波洛克先生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每户都悬挂德国国旗。有人挂着巨幅旗帜，我们则力求低调隐蔽，最终悬挂了能找到的最小的、能蒙混过关的旗子。
另一位当地的的街区长L先生，则性情迥异。他被人们怀疑常以最微不足道的罪名甚至无端指控，将人送往“集中营”。L先生的惯用手段之一，是在深夜里潜伏在居民屋外窃听谈话。我的父亲曾数次发现他潜伏在我们家的门外。
“L先生，您怎么在这儿？”
“哦，我只是来确认一下你们的‘灯火管制’措施是否到位，”他虚伪地解释道。
如果他偷听到有人说了任何不忠于帝国的话，就会向党卫军举报。当地有个广为人知的案例：他曾搭上一位农民的便车，途中引诱对方谈论并批评纳粹高层。当车队驶入维克尔镇时，他从车上下来，说自己要去那里的一家商店，然后向农民告别。十分钟后，农民发现自己的马车已被党卫军包围——而那位农民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关于这些被捕者下落的传言持续流传。有些传言相当骇人听闻，但由于传言太多，大多数人对传言都持怀疑态度。
L先生的案例生动地揭示了某些人如何被权力所迷醉，进而将其用于作恶。毫无疑问，L先生认为自己终能逍遥法外。某种意义上，这正是许多向希特勒出卖灵魂者的典型写照——他们的愚昧使他们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会招致任何后果。
* * *
在入侵的隆重仪式之后，我们开始适应第三帝国统治下的生活。空气中弥漫着阴郁而毒害的气息，仿佛呼吸的空气都被帝国的宣传、党卫军的邪恶存在、以及关于那些神秘“集中营”日益流传的传言所污染。
随着德军的到来，波兰的法律彻底消失。我们现在受德国法律的管辖，这倒并非全然坏事。镇上那些酗酒家暴的丈夫，很快就被秩序警察严惩。若有妇女控告丈夫施暴，这个男人就会被依法处理，并陷入相当大的麻烦之中。
同样，维斯瓦镇也曾遭受一群年轻人的威胁。他们整天在镇上醉醺醺地晃荡，专门找人挑衅并殴打取乐。只要有人办聚会，他们就会闯入捣乱；若有人抱怨，就会遭到殴打；即使无人抱怨，他们也会主动挑起事端。波兰警方似乎束手无策。但德国入侵后两周，这群人就被一网打尽，带走了几天。我们不知道他们被带却了哪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再惹过哪怕一点点麻烦。
维克尔镇上有些人自欺欺人地认为，从波兰转到德国的统治之下，会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在占领初年，这种想法似乎得到了验证。帝国的到来确实给当地经济带来些许提振，上西里西亚地区的生活水平也的确略有提升。
1930年代，德国经历了经济奇迹，他们承诺将这种奇迹带给我们。提出要打造一种价格低廉、用途广泛、让每个家庭都负担得起的汽车——KDF 轿车，后来被改名为“大众汽车（Volkswagen）”。奇怪的是，直到战后我们才才真正见到这种车。人们还谈论着那些奇妙的高速公路，上面有立交桥，声称几个小时之内就能从国家的一端开到另一端。德国飞艇横渡大西洋。据传，德国铁路即豪华又壮观，“布莱梅号”（Bremen）邮轮更是气势恢宏。
“何等幸运！”维斯瓦河畔的一些德国人感叹道。
过去，前往德国寻找工作的波兰工人越来越多。但如今，既然我们已经成了德国的一部分，也许那些繁荣会直接落到我们头上。我们注意到，以前常来我们家讨饭的乞丐都消失了。当时我们并未意识到，他们的消失的背后，暗藏着可怕的事。
并入“大德意志”确实使上西里西亚稍微富裕了一些，但代价是我们的肉类、羊毛和木材都被掠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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