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法国和波兰
当海伦还在家里和纳粹党周旋抗争时，弗兰兹正和轻工兵营的队友们，在离法国边境80公里的地方忙着架桥。
希特勒正盘算着入侵法国，而法国人也早就料到了。这11年来，他们一直在加固边境的防御工事，在那儿筑起了一道140公里长的堡垒。
这就是那条大名鼎鼎的马奇诺防线，它是当时投入最巨、修筑最精细的防御工程。整座工事都装了暖气，在地下100英尺深的地方，还有地铁穿梭在营房、炮位、弹药库、小卖部、电影院和紫外线室之间，运送着驻扎在那里的50万士兵。在法国人心中，这道防线固若金汤，谁也打不进来。可也正是因为这份自满，他们压根儿没把强悍的德国空军放在眼里。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调集了大批俯冲轰炸机，对着马其诺防线展开狂轰滥炸。仅仅到了第二天，50支装甲和步兵分队就突破了防线。法军完全被打懵了，几乎没做出什么抵抗。短短五个星期，他们的军力就彻底瓦解，德国国防军开进了巴黎。希特勒还亲自现身香榭丽舍（Champs-Elysees）大街，参加了那场胜利阅兵。
就在那年的5月，轻工兵营接到命令，要离开他们驻扎了九个月的尼尔斯泰恩。但当他们最后一次踏过浮桥登上火车时，依然没人知道目的地在哪儿。
弗兰兹好奇地望着窗外，盯着掠过的站名：沙伊德、布利特斯多夫、萨尔阿尔本。看到萨尔阿尔本时，他意识到自己正身处萨尔阿尔本地区，离法国边境已经很近了。可火车并没停下，而是继续前行，最终停在了萨尔格米纳的一个车站。这里已深入法国境内八十公里。虽然离家只有一天的路程，但他们在敌国境内，却觉得离家乡仿佛一百万公里远。
萨尔格米纳的居民早就疏散一空。弗兰兹心里默默祷告：“天父啊，当地人都走了，现在我没地方去换吃的了。你知道我曾向你许过愿，只吃你眼中看为洁净的食物，求你指引我该怎么办。”
那天傍晚，弗兰兹和卡尔·霍夫曼排队领餐，他注意到分餐的是个生面孔，个子高高瘦瘦的。“那是谁啊？”他问。 “是新来的助理厨师，叫威利·菲希尔(Willi Fischer)。“卡尔说：“原来那个病倒了，刚把他换上来，看起来是个挺和气的人。”
“他可真瘦。”弗兰兹感叹道。卡尔点点头，开玩笑说：“确实是个瘦高个。不过你看，长成这样，子弹都难打中他！”
轮到弗兰兹时，他照旧没要那份冷肉，只领了面包。威利温和地看了他一眼，但什么也没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弗兰兹始终不碰猪肉和猪油，威利终于起了好奇心。最终，一次分土豆泥时，威利往弗兰兹盘里盛了一勺，压低声音说：“等我分完餐，你过来找我一下。”弗兰兹纳闷他要干什么，但还是去了。
“你好，士兵，”威利开口道，“我发现你从不吃猪肉，是不是有什么健康问题？”
“不是的，”弗兰兹解释道，“我是一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友，这是在遵循圣经中所教导的健康法则。”
威利挑了挑眉毛，盯着弗兰兹看了一会儿。最后他说：“行吧，你说的这些我不懂，但我不想看你挨饿。”
他朝左右看了看，压低了声音说。““我帮你一下。以后你最后一个来领餐，只要有猪肉或猪油，我就尽可能找别的东西给你替一下。”
威利果真信守诺言。以前每周只能领两次、每次两盎司的奶油，现在威利每天晚上都给他四盎司。每发吃香肠或冷肉时，弗兰兹总能领到双份奶酪，偶尔还能分到一罐沙丁鱼。弗兰兹心里明白，这是上帝在借威利的手照顾他的饮食。
随后，轻工兵营接到任务，要在布里斯河（Blies）、萨尔河（Saar）、莫德尔河（Moder）及其支流上架桥。在跨越过宽广的莱茵河后，士兵们信心倍增，觉得这些小河简直是小儿科。
但很快他们就遇到了新的挑战。在布里斯河探测河底最佳支架点时，伴随着一道冲天而起的水柱，巨大的爆炸声震得人头晕目眩。原来法军在匆忙撤离时，还是在水下布了雷。这下，建桥前必须先派扫雷艇清障，德军警卫也得在夜间巡逻河岸，严防意外。
作为占领军，轻工兵营需要搜查法国人的民宅，确保没有残余的法国士兵藏匿。尽管严禁偷盗，但只要没人在场，士兵们还是会把口袋塞得满满当当。
到了晚上，弗兰兹惊讶地看到大家展示搜刮来的珠宝、手表和首饰。他们得意地炫耀战利品，吹嘘自己是如何发现那些秘密藏宝点的。弗兰兹觉得他必须得说点什么。
“在国内，你们都是正直人，”他说，“你们有妻子和孩子，在家里绝不会去偷东西。别让战争毁了你们的道德，使你们在这儿变成了小偷。要是你们的家人知道了，会怎么看你们？”
听了这话，士兵们羞愧地转过身去，在一种异样的沉默中开始脱衣服上床睡觉。
就在弗兰兹脱衣服时，他感到口袋里有一个小小的异物。掏出来一看，竟然是一轴线。这东西哪儿来的？弗兰兹很快想起来了，他顿时感觉脸上发烫。
那天早上，他进了一家灰色的小屋，搜查了厨房和卧室。什么也没找到——屋里只有一片吃了一半的发霉的面包，以及拉开的抽屉和凌乱的床铺，处处透着主人匆忙逃难的痕迹。
他顺着嘎吱作响的窄小楼梯爬上阁楼，在那儿看到了一架纺车，上面还有一件完成一半的小女孩的裙子。一轴黑线就插在纺锤上。那时候黑线在德国是非常少见，他想到妻子海伦肯定用得着，就顺手塞进了口袋，随后便彻底忘了这回事。
直到这一刻。弗兰兹感到无比愧疚，他刚才还在指责别人，转头却发现“圣经呆子和嚼萝卜的家伙“竟然也是个虚伪的人。
他双膝跪地，渴望能除去这份罪疚感。“哦，上帝，我错了，”他祷告说，“我当时根本没多想。主啊，我其实没比他们好多少。求你赦免我。我会把它处理好的。”那一夜，他辗转反侧，几乎没有睡。
次日清晨，弗兰兹找到那间灰色小屋，爬上阁楼，郑重地把那轴线放回原处。离开时，他的脚步比来时更轻。他心里清楚，后续还会有其他搜刮者，整架纺车可能都保不住，房主回来时注定一无所有。但当他再次走出阁楼时，他已经放下了那份不属于自己的贪念，也挣脱了那根捆绑他灵魂的、贪婪的黑线。
1940年6月，营里接到开赴波兰的命令。军用火车上挂着血红的纳粹旗，刷着“车轮滚滚，迈向胜利”的标语，把他们送往波兰的东南部。
他们驻扎在卢布林（Lublin）、特雷斯波尔（Terespol）和特劳尼基（Trawniki）镇，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但是当地的农民，却过着极穷困的生活。他们的房子是茅草屋顶的泥巴房，没有电。人们用长竿系着水桶，从那种典型的东方式公共水井里打水。妇女们挑着木扁担，每次都挑两桶水回到她们的小屋。
大人小孩都光着脚。只有在周日去教堂时，他们才舍得穿鞋——即便如此，他们也是先把鞋带系好挂在脖子上，直到离教堂不到一百米时，才肯穿上。
在波兰，布朗德上尉看中了弗兰兹出色的打字和办公能力，那是他多年从事文字布道工作攒下的底子。于是，弗兰兹被提升为下士。
职位的提升也带来了特权。和德军其他军官一样，他不再需要佩带标准的军用来复枪，而是可以自由选择一种枪支。在战友们忌妒的目光中，弗兰兹立刻交还了来复枪，换成了一把能插在腰带上的轻型左轮手枪。
现在他基本都在室内办公，即使在严冬，办公室里也总是温暖又舒适。但最让他欣慰的是，他可以自主工作进度，确保在每个安息日都能休息。
战争期间的第二个圣诞节来临了，轻工兵营正驻扎在克拉斯尼斯塔夫（Krasnystaw）。营里搭起了台子庆祝，每个士兵都领到了一块有葡萄干的圣诞蛋糕和一瓶酒。但这一次，弗兰兹就不用自己带喝的了——他的位子上摆着一瓶葡萄汁。
然而，军中的气氛并不轻松。去年圣诞节时，大家还惊讶战争竟然没结束，而今年，种种迹象表明战争的结束遥遥无期。尽管德国和苏联签了互不侵犯条约，但私下里士兵中间却流传着一个可怕的传闻：希特勒正计划攻打苏联。
现实中的一些迹象佐证了这些传闻。比如，工兵营接到严格命令，要疏散布格河(boog)两岸的所有波兰居民，而那条河正是波兰和苏联的分界线。
此外，他们还被要求秘密囤积建桥的材料。趁着对岸苏联巡逻兵不注意，他们把木料堆在河边房屋的后面。意图很明显：一旦开战，如果苏联人炸了桥，工兵营能立刻重建，保证部队继续推进。
1941年6月22日凌晨三点，传闻成了现实。希特勒下令全线入侵苏联。苏军还沉浸在条约带来的虚假和平中，被打得措手不及，甚至连炸桥的时间都没找着。
尽管初期进展神速，弗兰兹却有种预感：这绝不会像早先那样轻松，前方将是漫长而血腥的。他将生命交托给上帝，深信自己始终在上帝的看顾之下。
“还有件事得办，”弗兰兹自言自语道，“我已经拖得太久了，现在一刻也不能耽搁。”
他匆匆来到镇上的一家木匠铺。
“能给我一张纸吗？”他向店主借了纸笔，认真地画了一个类似枪托的形状。“能按这个形状帮我刻个木块吗？我用这块香皂和巧克力作为交换，成吗？”
木匠一听，乐得眼角都开了花：“当然可以！”
那个人开始做了，弗兰兹守在窗旁，看着路上来往的人。这个计划已经在他的脑子里盘算了很久，绝不能让人发现。
他在心里不停地默念：快点，快点，再快点……
“好了，”木匠终于说话了。
弗兰兹道过谢，把这个简单加工好的木块塞进内兜，左右张望一番后，离开了铺子。
回到办公室，他用小刀仔细修整了木块的棱角，直到边缘变得圆润。接着，他打开一罐鞋油，把木块涂得乌黑发亮。又把这东西藏在抽屉内的文件堆下面，然后去了军队修鞋匠那里。
“华特(Walter)，”他说，“看样子咱们马上要进苏联了。我发现手枪直接插在腰带上不舒服，能帮我缝个标准的手枪套吗？”
“没问题，弗兰兹，”华特爽快答应，“明天来取，保准给你做好。”
隔天，弗兰兹取回了那个做工精细的黑皮套。万事俱备，只剩下最后一件事。
当晚，夜深人静时，在黑暗的遮蔽下，他把手枪塞入皮套，悄悄走向镇郊的一个小湖。
到了湖边，他刚伸手去掏枪，远处就传来了德语交谈声——是巡逻兵。千算万算，竟然漏掉了巡逻队。他惊出一身冷汗，赶紧缩进灌木丛。
此时，在他的脑子里，各种想法和祷告混杂在一起：主啊，千万别让我被抓。他们怎么走得这么慢？过来了……别动，憋住气。主啊，与我同在。他们停下了，是发现我了吗？不，那是其中的一人在点烟。
“沃尔夫冈，”一个士兵问“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哎，是只兔子。别一惊一乍的！”
士兵们走远了。弗兰兹又等了几分钟才站起身。他紧紧握住枪管，用尽全身的力气朝湖心一甩，手枪落水的声音，比预想的要响得多。
“沃尔夫冈。那是什么声音？”
“不知道，像是水里的声音。”巡逻兵又跑了回来，手电筒的光柱在地面上四处乱晃。
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就完了。
弗兰兹趴在地上，不敢呼吸。
巡逻兵走到离他只有半米远的地方。沃尔夫冈大喊一声：“谁在那儿？”
四周死寂无声，另一个士兵轻笑道：“没准是鱼跳了一下。”
“不知道，”沃尔夫冈半信半疑，“我总觉得刚才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又等了许久，脚步声才再次响起，最终消失在远处。
弗兰兹颤抖着默默做了个感恩祷告，一路小跑回到办公室。他从抽屉里翻出那个黑亮的木块，用力塞进皮套，扣好扣子。这就是他要带上战场的唯一“武器”。
“主啊，”他祷告着，“这是我的心志，我真的不想杀人。你知道我枪法准，我怕自己带了真枪会在危急时刻忍不住杀人。现在我只带着这块木头，即使被人攻击也无法自卫了。我唯有信靠你，你是我的盾牌。我将生命交在你的手里。”
回到宿舍，弗兰兹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那种后怕让他心惊肉跳——倒不是怕遇见敌人，而是怕事情败露的后果。
他想起了前几天听到的一桩惨事。另一个营的士兵——路德威格(Ludwig Klein)拎着个麻袋溜进厨房。
“拿的什么？”厨师问。
“一块奶油。”
“多少？”
“50磅。”
厨师瞪大了眼睛：“我这儿好几个月都没见过奶油了。这兵荒马乱的地方，你哪儿弄来50磅奶油？你疯了吗？这里严禁偷盗的！”
路德威格嘿嘿一笑：“放心，没偷，是正儿八经换来的。”
“用什么换的？”
“手枪。”
“天哪！你把枪给人家了？”
“别担心，当地人都是好人。他们拿枪也就是在射程内打打靶子。”
但事情还并未结束。少校听闻了此事，当晚就把路德威格处决了。
把武器交给敌人等同于叛国，是死罪。一个德国兵竟然死在自己人手里，这事想起来就让人发毛。弗兰兹心里清楚，要是自己丢掉了配枪的事被发现，很可能是同样的下场。他再一次向上帝祈求保守，这才沉沉睡去。
6月30日，出征的命令终于下达：次日，轻工兵营起程，进军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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