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家中的政治压力
在法兰克福家中，对海伦和孩子们而言，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所有的衣食住行都得靠配给，只有递上对应的票证才能买到一点东西。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个土豆、两片面包，孩子们能多喝上一品脱牛奶。
在圣诞节的时候，家里能分到一个橘子，复活节则每人能得一个鸡蛋。每半年能领到一罐火腿，孩子们在春天能领到一双新鞋。
但尽管情况如此之糟，人们的士气依然高涨。希特勒开始入侵邻国却没有遭太多反对，德国人都乐观地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库特和洛蒂都在路德维希港的公立学校读书。库特特别爱上学，主要是因为在学校里，他每天都能听到关于希特勒那些宏伟计划的“最新消息”。老师给他们讲德国的潜艇编队、战舰、飞机、炸弹和坦克，还提到希特勒正在研制一种了不起的“秘密武器”。
然而，海伦很快就面临了一场信仰的考验，这比孩子们在学校接受的那些洗脑教育要严峻得多。
那时候，纳粹党已经彻底掌控了德国政坛。在很多人看来，入党是件光荣的事，还能带来不少特权，比如更多的食物和衣服配给，甚至能优先安排工作。但海伦心里清楚，她永远无法认同纳粹的那套主张。
可想要保持立场并不容易。在商店或公共场所，人们一眼就能看出你对希特勒忠不忠诚——看你打不打那种新式招呼。你要是举起右臂喊“希特勒万岁”，就是自己人；要是还说“早上好”或“您好”，就会被当成对国家不忠。海伦拒绝屈服，哪怕压力再大。
一天傍晚，有人敲门。门外站着邻居多凌先生，他现在是个政党官员。
“希特勒万岁！”他一边问候，一边伸出手臂敬礼。
“晚上好。”海伦谨慎地回了一句。
“我能进去坐会儿吗？”
海伦平静地开了门，让他来到起居室。
“哈瑟太太，”他开口道，“我们注意到你还没入党。这些年来，你和你丈夫一直都是模范市民。你正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成员，我是专门来邀请你入党的。”
多凌先生喋喋不休地解释着入党的好处，海伦用她那双清澈的蓝眼睛静静地看着他。
“配给会翻倍，”他说，“孩子们每年不只领一双鞋，而是两双，还有两套衣服和厚实的冬大衣。暑假的时候，你和孩子可以去山上或海边度假六个星期，食物管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海伦在心里默默祷告：“主啊，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拒绝，就会得罪这个人，我和孩子们的命可能都保不住。难道我也要像以斯帖皇后那样，表面顺从，心里忠诚吗？求你赐我智慧。”
多凌先生说完了，把入党申请书和钢笔递到她手里，满脸期待。
海伦把东西推了回去。“多凌先生，”她说，“我丈夫从开战第一天就上前线了，可我发现很多党员却还留在后方。我不想加入这样的党。而且，我已经属于一个团体了。”
“什么党？”他轻蔑地问。
“耶稣基督的团体。除了这个，我不需要别的了。”海伦回答。
多凌先生愣住了，他显然没料到海伦会这么勇敢。随即，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感觉受到了侮辱。“咱们走着瞧！”他咬牙切齿地丢下一句话，砰的一声摔门而去，脚步声沉重地消失在门外。
从那天起，多凌先生就成了海伦的死对头。他知道海伦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却开始到处散布谣言，说她是犹太人。这个流言给海伦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他经常在半夜狂按海伦家的门铃，或者用拳头砸门。每当这时，海伦的心就跳得厉害，她开门时总担心是盖世太保来抓她了，结果门外站着的总是多凌先生。
“明天晚上，”他咆哮着，“你要是不入党，你的孩子就会被带走。”
有时候，海伦会带着孩子们躲到邻居家，直到觉得安全了才回来。还有些时候，吓坏了的孩子们会藏到床底下，海伦就干脆不去理会那些深夜的骚扰。
几个月过去了，德国人的美梦开始破碎，大家意识到战争比预想的要漫长得多。不过，他们依然觉得胜利是迟早的事。
生活变得更糟了。随着大批壮丁入伍，农场产量下降，即便有配给票，能买到的食物也越来越少。
在公共场所，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在衣服上别一枚亮黄色的“大卫之星”，或者戴上黑色袖章。电影院、宴会厅甚至公园都不让他们进了。在杂货店，他们总是最后被接待的那批人——如果还有剩的话。而那些对犹太人友好的德国人，则会被骂成不爱国。
邻居侯玲太太(Frau Holling)曾在哈瑟的寓所住过好几年。她的丈夫是个士兵，因此她十分受人敬爱。一天早上，海伦去杂货店时碰到了正拎着购物篮等她的侯玲太太。海伦惊讶地发现，她的外套上竟别着一枚黄星星。她以前从不知道侯玲太太是犹太人。
“早上好，”海伦愉快地打招呼，“你也去买东西吗？我们一起走吧。”
两人经过多凌先生家的窗户时，海伦看到那里的纱帘微微动了一下，又关上了。她和一个犹太人走在一起的情景，显然被看在了眼里。
“噢，哈瑟太太，”侯玲太太说，“我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以前对我很好的邻居现在都不理我了，话都不肯说一句。在店里，我得等所有的日耳曼人都走光了，他们才肯卖东西给我。有时候我在外面等上几个小时，最后只能买到最差的，甚至什么都买不到。”
“听着，”海伦说，“我有个主意。你把想买的东西告诉我，把配给卡给我，你在转角那儿等，我帮你去买，这样他们就看不见你了。”
侯玲太太眼眶红了，她说：“哈瑟太太，你不能这么做。你跟我说话都已经很危险了，要是被发现，你就糟了。”
“我是个基督徒，”海伦简单地回答，“上帝能够保佑他的孩子们。包括你和我。”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好心，”侯玲太太真诚地说，“现在我总算看清谁才是真正的朋友了。”
从那以后，海伦每次去店里都会顺便帮侯玲太太买东西。
几个星期后的一个傍晚，海伦听到有人轻声敲门。侯玲太太满脸泪水地站在门口，海伦赶紧把她拉进屋。
“出什么事了？是不是你丈夫有消息了？”
“哦，哈瑟太太，”那女人抽噎着。“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我很快就要被抓去集中营了。我的家具都托付给朋友了。如果我被带走，请等我丈夫回来时告诉他发生了什么。”
两人抱着哭了一场，随后侯玲太太悄悄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海伦在擦楼梯平台时，听到几个邻居在议论。
“昨天晚上盖世太保把侯玲太太抓走了，”有人说，“说是送去特莱西恩施塔特了。”那是纳粹关押犹太人的隔离区。
“也好，”另一个人接话，“谁也不想让敌人住在隔壁。”
接着她们压低了声音，海伦抬头看去，发现她们正意味深长地盯着自己。
战后，侯玲太太竟然回来了。就在她被列入处决名单的前几天，集中营解放了。她回到家乡后，那些邻居因为怕她告发，纷纷过来讨好她，但她再也不愿和他们往来了。
那时候，法兰克福的日子越来越难熬。秋天农民收完土豆后，海伦获准去捡剩下的。每天放学后，她就带着孩子们拉着小手推车去地里，挖那些只有樱桃大小的小土豆。积少成多，他们最后竟装满了几个大麻袋，每袋有一百磅重。直到地被冻得挖不动了，他们才停手。活儿虽然累得腰酸背痛，但地窖里存够了藏了满满30袋过冬的口粮，心里总算踏实了。
在最冷的几个月里，一天晚上，海伦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她把门开了一条缝，一个邻居闪身进来，紧紧抓着她的手。
“哈瑟太太，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帮我！”她喘着粗气，“我实在没别人可以信任了，求求你发发慈悲吧！”
海伦把这个惊慌失措的女人拉进屋。那是纽曼太太，她平时不太跟人往来，海伦只知道她丈夫几个月前战死了。
“你先冷静点，到底怎么了？”
她压低声音说了实话。纽曼太太和地下组织有联系，她一直在偷藏犹太人，直到组织找到更安全的地方。现在，她家里藏着一个13岁的男孩，而有人偷偷给她通风报信，说盖世太保马上就要去搜她的房子了。
“哈瑟太太，请帮我藏藏这个孩子，”她哀求道，“没人会怀疑你的。如果你不帮我，我们就全完了！”
纽曼太太并不知道，海伦因为守安息日和拒绝入党，其实也早被盯上了。海伦想到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如果被发现，全家都会没命。但她没法眼睁睁看着这孩子去送死，于是点头答应了。深夜，男孩被送了过来，海伦守在门后，无声地放他进屋，并严肃地叮嘱孩子们，绝对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家里来了新客人。
几天下来都非常平静。然后在一天下午，海伦听到门铃声，门外站着三个身着黑皮长风衣的人——他们是盖世太保。
“哈瑟太太，”他们开门见山地说，“你被怀疑在家里藏了一个犹太人。我们有搜查证。如果我们找到的话，你知道你和你的家人会怎么样吗？”这不是问话，而是声明。
“现在我们问你，‘你是不是藏了一个犹太人？’”
海伦的脑中闪过几个混乱的想法。如果能救那个男孩子和我们自己，上帝会赦免谎言吗？如果我说了真相，我们就都完了。主啊，救我！
她往外走了几步，最后结结巴巴地说：“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就来搜我的房子吧。”
“哈瑟太太，”他们开门见山，“我们怀疑你家里藏了犹太人，这是搜查证。如果我们找到了，你应该清楚你和你的家人会有什么下场。”这不是在询问，而是赤裸裸的威胁。
“现在我问你，你有没有藏犹太人？”
海伦脑子里乱作一团。为了救这孩子和全家人，上帝会原谅说谎吗？如果说出真相，大家就都完了。主啊，救救我！
她往外走了几步，最后结结巴巴地说：“如果你们想搜，就尽管搜吧。”
“哈瑟太太，”他们又问了一遍，“你到底有没有藏犹太人？”
海伦再次请他们进屋搜查。
第三次，他们逼问道：“告诉我们，你到底藏没藏犹太人？”
海伦把门彻底敞开，做了个请的手势：“请随意搜查吧。”
那几个人对视了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过了几天，地下组织接走了男孩，把他带到了乡下安全的地方，在那里他度过了战争时期。
在学校里，库特和洛蒂每天都要接受那一套日尔曼民族优越论的洗脑。每当有大批法兰克福人应征上战场，孩子们就要在操场集合，举着右手喊“希特勒万岁”，听那些没完没了的长篇大论。孩子们为了对付疲劳，发明了一个办法：他们约好信号，让操场角落的人故意打架，趁老师注意力被转开时，全体学生赶紧换一只手举着。老师们被干扰得晕头转向，直到集会结束都没发现，孩子们最后其实是在用左手敬礼。
但比起洗脑，更让海伦头疼的是守安息日的问题。学校一周上六天课，以前安息日（周六）孩子们可以不去学校，但现在情况变了。周六把孩子留在家里，很容易被当成犹太人。
经过商议，教会区会的会长向教友们建议，因为现在危险的政治局势，他们应该在安息日把孩子们送去学校，一直到战争结束。“上帝会理解我们非常的环境的。”他对教友们这样保证。
海伦反复权衡。她已经被怀疑是犹太人了，何必再给自己找麻烦？但她想起了丈夫临走前的祷告：“帮助我们在信仰上忠心。”她决定忠心守安息日，向上帝祷告求取特别的力量来胜过试探。安息日早上，她和孩子们平静地离开家，坐电车去了教堂。
很快，校长便请她去办公室。
“哈瑟太太，”校长说，“老师们报告说你的孩子们星期六没去学校。你是犹太人吗？”
“不是，”海伦说。“我们是日尔曼人。但我们也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友。”
“请你向我解释一下好吗？”
“根据圣经，”海伦解释道，“星期六是敬拜上帝的安息日。我的孩子们一直以来周六都不上学。我知道这对您来说很难办，但我还是请求您准许他们周六待在家里。”
校长盯着窗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哈瑟太太，我帮不了你。我尊重你的原则，但我没法支持你。已经有政党官员指责我在学校里包庇犹太人了。”
他站起身，“我必须坚持让你的孩子周六来上学。我得亲自确认他们到了。他们警告过我，如果我不加强周六的出勤管理，我就得丢饭碗。”
海伦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几年前，犹太人弗朗克一家搬到了附近，他们的两个女儿安妮和玛格也在同一所路德维希港公立学校。当时政府要求学校“彻底清除”犹太人，玛格的校长因为留下了她，结果校长和老师都被纳粹开除了。
海伦也犹豫过：只是为了不在安息日早上上两个小时的学，闹出这么多麻烦值不值得？毕竟我们还有剩下的时间来守安息日并敬拜上帝。我有权利让这个校长丢掉工作吗？上帝真的会介意这几个小时吗？
但她心里有个声音在说：“在小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
她平和而恭敬地说。“我要对上帝负责，而不是你。”她说。“星期六我不会送孩子来学校的。”
“很好。”校长回答。“后果我可就不负责了。如果上面问起来，你希望我怎么说？”
“就让他们来找我吧。如果我忠心于上帝，上帝会为我争战的。”
海伦回到家，把孩子们聚在一起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脱离敌人的手。”
她停了一下，紧紧抱住孩子们，“主啊，”她恳切地默祷着，“永远都不要让我的孩子们变得比你对我更重要。不要让他们成为我的偶像。”
过了几天，孩子们带回一个消息：校长因为别的原因被免职，应征入伍了。几周后，海伦在报纸上看消息，他在战场上阵亡了。
多凌先生见威胁没用，又换了招数。一天，几个打扮得体的女人敲开了海伦的门。
“哈瑟太太，你可能还不知道元首对妇女儿童有多照顾。”她们说，“加入纳粹妇女联盟吧。只要你加入，配给就会增加，衣服津贴也会多。政府还会出钱送你和孩子去乡下度假，库特他们还能参加夏令营。”
海伦知道她们说的是真的。她看着那些纳粹邻居度假回来，晒得黑黑的，精神焕发，孩子们穿着漂亮的新鞋。但她不想和希特勒的组织扯上任何关系——因为一旦接受了好处，就没法拒绝他们的命令了。
这些女人来了好几次，海伦总是说：“很抱歉，我不能加入。”
她们依然不死心。一个寒冷的早春傍晚，库特又去开了门。
“你妈妈在吗？”她们问。
“妈妈在休息，她发烧了。”
“有很重要的事。”她们坚持要见，库特只好把她们领进卧室。
她们先是客气地询问了病情，随即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由于现在德国经常遭到轰炸，”领头的那个说，“元首命令，为了安全，孩子们必须疏散到乡下去。”
海伦警觉地坐了起来。
“我们妇女联盟负责执行这项任务，”她们继续说，“文件已经替你拟好了，你只要签个字就行。”
海伦接过文件，认真看了起来。
“哎呀，你不用看那些官话，挺乏味的。”一个女人劝道，“总之就是说你同意把孩子送到巴伐利亚的一个收容所，那里伙食好，还有人照顾。只要你签了字，我们就再也不来打扰你了，剩下的我们来办。”
海伦烧得迷迷糊糊，但她还是坚持说：“这太疯狂了，孩子应该跟着母亲。”
她不顾劝阻读完了文件，惊恐地发现，一旦签字，就意味着同意政府把孩子送进那种类似集中营的地方。
她把文件扔了回去：“我绝不签字！”
那些女人撕下了斯文的面具，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我们要指控你！”带头的喊道，“你会后悔的！等着接信吧！”她们摔门而去，海伦精疲力竭地倒在枕头上。
那天晚上，孩子们听到妈妈的祷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天父啊，求你别让我们分开。如果要活，让我们一起活；如果要死，就让我们死在一起吧。”
后果当然是有的，但那个时候，无论是那些女人还是海伦，都预料不到后来的结局。战后，美国军队来了，海伦亲眼看到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女人被士兵们赶出家门，每个人只准带一只手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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