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不安之冬
庄园管理员会来到我的牧场协助挤奶。每天清晨五点，我就得起床，简单吃点面包和奶酪，就着清凉纯净的山泉水。五点半开始第一次挤奶，通常要花上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完成。
中午一点，我会吃一顿很简单的午饭——还是面包和奶酪；下午两点半，又要给羊挤第二次奶。第三次挤奶是在晚上八点半，结束后就吃晚饭：面包配羊奶。当然，我根本没有手表，但我们早已学会通过太阳的位置来大致判断时间。太阳既是我的钟表，也是我的闹钟。
在两次挤奶之间，我还有一大堆活要干。首先，我得把羊奶加热，然后倒进一个木制容器里。接着，再加入农夫用瓶子送来的牛犊凝乳酶，之后把容器盖好，放在一旁，让牛奶慢慢凝固。
放羊回来之后，我还得把凝固好的奶酪整理、切块，做成可以用、可以吃的形状。我自己做的奶酪味道好极了，如今恐怕只有在那些价格不菲的高档奶酪店里才能买到同样的品质。奶酪制作完毕，我还要劈柴生火，让火整夜在我的小屋地面上欢快地燃烧着。
* * *
冬季则不那么惬意。1942年的寒冬席卷整个欧洲，格外严酷：厚雪覆盖大地，河流结冰，气温骤降至零下40摄氏度（约零下40华氏度）。呼啸的寒风凶狠得令人胆寒，仿佛非要把我置于死地不可。森林里的树木在异常沉重的积雪压迫下弯曲着、呻吟着，发出吱嘎作响的声音。
深秋时节，我不得不搬去和庄园管理员扬·卡武洛克（Jan Kawulok）以及他的妻子同住。他们住在大约半公里外的一所更结实的房子里，那样的房子才能在严冬中勉强维持生活，而我的那间小棚屋显然不行。不过，即便如此，这也只能算是暂时、有限地躲开了风雪天气。
冬天越来越严酷，积雪几乎掩埋了小屋，溪流凝结成坚不可摧的冰层。漫漫长夜漆黑恐怖，狂风在屋外如恶魔般嘶吼，企图破门而入。温暖成了遥不可及的国度，我几乎想不起它是什么感觉。
雪中的牧童，卡塔日娜·莫雅克绘
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我逃避工作的理由。无论天气多么寒冷刺骨，无论我如何饱受感冒或其他病痛折磨，我仍必须履行牧羊职责。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仍然每天三次给羊喂干草，干草堆放在屋外的谷仓里。到了产羔季节——从一月到三月——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每隔两个小时就得顶着狂风，沿着小路艰难地走上将近一百米，去查看新出生的小羊是否安然无恙；如果出了问题，就只能由我来处理。
有时，问题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只要把小羊挪到一旁，避免新生的小羊被踩伤就行；有时，我就得临时想出更复杂的办法。我当然没有学过兽医，但在接生小羊这件事上，我却被逼成了一个接生专家。
每隔两小时就要重复这些工作，导致我长期睡眠不足。刺骨的寒冷、持续的睡眠不足，再加上黑暗与无休止的孤独带来的压抑感，交织在一起，成了我每天要承受的生活。
“妈妈，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不止一次地在刺骨的寒风中哭喊，“我为什么要出生？”
有好几次，我实在撑不住了，只能坐下来哭。陪在我身边的，只有忠心的布里和博策，它们成了我不至于彻底绝望的唯一依靠。但我很快就明白，自怨自艾毫无意义。若想生存下去，我只能逼自己变得更坚强些。
一到最冷的冬天，狼群就会从东方出没。它们饥肠辘辘，四处觅食。一只肥嫩的小羊正合它们的胃口，而一个瘦弱的牧羊男孩同样如此。漫漫长夜里，我常常听见它们嚎叫，那凄厉的叫声，听着就让人发抖。可即便这样，和生活在纳粹手下相比，面对这些饿狼反倒还算好一些。
多年后再访群山时，吹响牧羊人的号角
我的食物仅限于一块重约5公斤的面包，却要吃上两个星期。它确实能保存这么久而不发霉，我常配着羊奶酪食用。面包硬得像石头，必须反复咀嚼才能嚼到能咽下的程度。
牙膏对我来说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不过话说回来，那种石头一样硬的面包，倒也把牙齿磨得挺干净。肥皂同样不属于我这个封闭的小世界。不过反过来看，这也有个好处——就算隔着很远，我的狗也能非常确定地知道我在哪儿。
* * *
冬天一过，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小木屋，日子也轻松了许多。在这片荒僻宁静的地方，森林美得令人心醉——高大的冷杉和山毛榉树，林中的鸟儿，还有当积雪消融后遍地盛开的野花。我尤其喜欢晴天里的那份安静。到了夜晚，天空像一顶黑色的华盖，上面点缀着无数闪闪发光的钻石。偶尔还有特别的惊喜：流星划过天际，我的目光会不由自主地追随着它，在星空下仰面躺着，久久地赞叹不已。
布里和博策常常在周围嗅来嗅去，找些小啮齿动物追着玩；有时，它们就心满意足地躺在我身边。偶尔，它们还会陪我一起玩耍。它们温顺又可靠，是我最好的伙伴。
四周安静得不能再安静了。偶尔，狗会发出一点动静；有时，森林里会传来野兽活动时轻微的脚步声；有时，羊群也会发出些细小的窸窣声。除此之外，整个荒野都被一层厚厚的寂静笼罩着，像一条无声的毯子铺满了这片土地。
这事当时我并没有多想，但学校迟早会发现我突然消失了。后来我才知道，警察来过家里，询问我去了哪里。母亲告诉他们，我是离家出走了。他们猜我可能躲在附近，就向邻里打听我的情况。邻居们心里都清楚我在某个地方藏着，虽然没人知道具体位置。我们这个社区很团结，没有一个人把我告发给纳粹警察。时间一长，警察觉得还有更紧急的事情要办，也就慢慢把这事放下了。
每月一次，我的雇主帕维尔·切斯拉尔（Paweł Cieslar）会从家中步行至我的棚屋。尽管这是我难得的社交机会，谈话却始终围绕着工作：他会质问我照料羊群的情况，要求我更加勤勉。 更勤快？那时的我，靠着干面包过日子，长期缺乏睡眠，在刺骨的寒冷中一熬就是好几个月！他竟要我竭尽所能照料他的羊群。羊是有人照料了，可那我呢？又有谁来照顾我？
但我尽量不抱怨。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确实艰苦，我知道自己错过了童年，但至少能躲过子弹和炸弹的威胁。大多数波兰人可没有这般奢侈的安宁。
我常常想起家人。他们离我其实并不远，只有十英里左右（大约十六公里），却仿佛身处异国他乡。我常憧憬着与他们团聚的那个美好日子。我的宗教信仰同样至关重要，
我深信即便孤身一人，仍有上帝知晓并眷顾着我。
可除了牧场主之外，我遇到的其他人反而更可怕——那就是那些不断出现的游击队员。他们总是在夜里活动，有时三更半夜来敲门。这些人都是被逼到绝路上的人，最早是波兰人，后来也混进了一些俄国人。我常常正睡得迷迷糊糊，就被急促的敲门声一下子吵醒。
三四个满脸凶相的男人，身上带着枪，还挂着一串手榴弹，会直接开口要面包、奶酪，还有最肥的羊。我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奇怪的是，我后来渐渐明白，他们不会杀我——因为对他们来说，我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
（未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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